媒体谈王健林：比丢掉首富更重要的事是如何安稳度过拐点

短短几个月，福布斯中国首富的宝座，就变成马云、马化腾和许家印三人之间的竞赛。盘桓王座长达六年的王健林，名次虽未跌远，但却已经“灯火下楼台”。

几天前，随着股票上涨，中国恒大董事长许家印成为福布斯中国新首富。可惜当晚美股开盘，马化腾很快又以微弱优势超过了许家印。

欣欣向荣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与似乎“末日黄昏”的房地产业展开一场意味深长的竞赛。然而对于早已习惯了“首富”名号的王健林，如今的局面难免有些落寞。

2013年问鼎福布斯中国首富，2014年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中位列亚洲第三，2015年超越李嘉诚，成为全球华人首富。王健林背后的财富与名望金光闪闪，身价从几百亿直冲上千亿。

从1989年靠“旧城改造”挖到第一桶金，到复制万达广场打遍天下，再到影视、体育、文化多栖发展，海外爆买。复盘王健林过去25年的从商履历，可谓顺风顺水，仅有的几次失误，也给今天的万达帝国留下了难以掩饰的阴影。

对于王健林个人，在登顶首富之后，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位号称未来也“退而不休”的企业家似乎还没想过放手。近年来，他更是常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自信心连接起来，担纲起商人之外的更多角色。

然而，这一切自今年6月离奇的“股债双杀”之后开始转向，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正把万达引向了另一条诡异的轨道。曾经放话“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王健林，现在也开始频繁表态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今天的万达，被一种讳莫如深的氛围包围，到处演讲会见政要的王健林，也不得不反复曝光行踪，以自证“安全”。

对于这位见惯大风大浪的首富来说，现在是又一个重要拐点。万达将自此开始走下坡路，还是又一次安全过关，扶摇直上？

大船遇浅滩

63岁的王健林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在遇到今年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前， 他的企业几乎走得顺风顺水，只有很少几次行差走错。

虽然不久前刚刚出售了全部酒店和文旅地产，但今天的万达依然是一艘无可匹敌的巨舰。这家公司同时涉足地产、影视、娱乐、体育、金融等多个领域，坐拥216座万达广场，持有物业面积达到3387万平方米，且仍保持着每年50个的增长速度。

万达电影在全球拥有1352家影城，14347块屏幕，仅其一家就占据了全球12%的票房市场份额，这还不包括其在海外收购的各大院线和制作公司。

但这些光彩的数字背后，并非全是坦途。其中，万达商业在资本市场的屡次沉浮，就给万达这艘航母至今留下隐患。

2014年，万达开始加速旗下版块的上市计划，万达商业和万达院线是彼时万达最重要的核心资产，王健林希望在当年解决上市的问题，为此不惜花重金，请来前中国建设银行投资理财总监兼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王贵亚等一干金融界老兵。

由于当时的万达商业与万达院线之间存在许多关联——每一个万达广场里都有万达影院。根据证监会当时的规定，两个公司关联交易非常大的情况下，不能同时在中国市场独立上市。

受制于这一因素，万达商业和万达院线此前申报多年并无结果。外加当时A股房地产公司的IPO已暂停多年。最终，王贵亚们给出的方案是万达院线上A股，万达商业上H股。这一计划很快奏效，两家公司纷纷于年底陆续登陆资本市场。

可令王健林没有想到的是，彼时在国内一帆风顺的万达模式，并未收到海外投资者的认可。万达商业登陆H股以后仅短暂走高，随后就陷入长期蛰伏。

这对受制于现金流，渴望通过上市打通融资渠道的万达来说无异于一招废棋。香港资本市场对万达早年单纯复制的模式并不看好，且对其高负债抱有隐忧，以至于在万达商业第一次期末业绩会结束后，万达集团总裁丁本锡又突然“返场”，表示对上市而言，万达是“小学生，没经验”，仅仅在20天中与投资人沟通，太仓促。同时强调万达与一般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模式的根本不同，并反复阐释万达的核心竞争优势。

这显然不是一贯强势的王健林愿意做的事。在港股沉浮两年后，万达商业于去年9月宣布退市，同时公布其回归A股的计划。凭借万达商业当时的总市值，其将有可能成为中国股市估值最高的房地产公司，这也为万达吸引到了一众星光熠熠的投资者。

万达在退市时还与投资者签订了对赌协议，若退市满两年或2018年8月底前未在A股上市，万达集团将分别以每年8%和10%的单利向境内外投资人回购全部股权。

不过，现实并非如此。在尝试借壳失败后，万达最终选择了踏实排队。据接近万达的人士透露，因为对此不满，王健林还解雇了专门负责回A的陆肖马。按照证监会官网最新的IPO排队信息显示，万达商业目前排在56位。

当万达商业在H股颠簸时。彼时的王健林早已成为中国首富，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收购，塑造国际万达品牌。那是万达对外最辉煌的时期，海外收购一路畅通，万达仅用了不到四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影视制作发行机构。

新的机遇与万达商业的困顿让王健林有了新的思考，到2015年末，他宣布下一年将主动下调房地产收入，正式向轻资产、文化产业转型。

与此前三次转型相比，万达的第四次转型，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除了要解决商业地产上市的问题之外，王健林扶持多年的电商与金融平台也一直不见起色。这促使万达在2016年连续发生人员更迭，同时进一步调整架构，将原有的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业务彻底分开。

作为一家过去多年深谙政府关系的公司，其在这段时期的关键节点上屡次受阻，也隐隐成为万达这艘航母最大的隐患。

转折点

辉煌归于昨日，隐患却会留到今天。受制于对赌协议，王健林和他一手创立的万达集团，如今正经历着一段“尴尬”的日子。

今年6月22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万达在当天罕见遭遇股债双杀。万达电影截止当日午盘跌幅就超过了9%，万达商业多支公司债同时下跌，海外美元债创纪录跌幅。

万达后来发布声明称这全都源于有人在网上恶意炒作谣言。但自这次离奇的股债双杀开始，有关万达的舆论就进入一种讳莫如深的谨慎状态。万达电影总裁曾茂军在隔天下午携高管出面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因为一位记者没有提前告知而直播采访内容，当众翻了脸。

随后到7月，万达又突然发起一笔“摸不着头脑”的出售，一次性打包自己的酒店和文旅地产业务，给融创中国和富力地产。

如果算上包含在内的负债，这笔交易总价值接近千亿元，从开始到完成仅历时九天。万达官方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公司需要轻资产化，这有利于万达商业在A股上市。

但事实上，王健林5月还在政法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万达酒店的成绩，并骄傲地把万达城称作未来出口世界的“重大文化旅游产业”。

王健林在公开场合表示这次交易之后万达就不再负债了。这很快就成为了万达官方口径。关于这笔交易，万达内部表现出一致的看好，多位万达人士在谈起这笔交易时都交口称赞。

但实际上，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充满疑问。文旅地产原本归属于文化集团运营，万达商业仅负责开发和建设，前者本来就属于轻资产公司。而万达商业要完成真正的轻资产转型，在于引入外资开发新的万达广场及其他项目（例如今年初与中信等机构签署的轻资产投资协议），这二者并无关联，文旅项目的售卖，实际并不能真正改变万达商业重资产的现实。

此外，在售卖后不久，万达又将其装了H股上市的万达酒店发展（0169.HK），并向万达商业出售了目前持有的四个海外项目的部分股权。这亦与其正在进行的轻资产化相违。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这些物业项目的将来运营和发展难免受到影响。

万达向来有着严格的发言人制度，除王健林本人外，集团各层级的高管，均不能擅自公开接受采访。而在这项交易最初确定前，万达内部了解这笔交易详情的人也屈指可数。

从解决万达商业上市的窘境，到打破过往计划，迅速处理轻资产业务，63岁的王健林最近做出了众多与过去其宣称的相违背的动作。唯一可以判断的是，留给万达商业上市的时间已不足一年，而售卖全部万达城也不代表不再持有。实际上，万达目前仍然手握几项已签订的文旅地产投资。

一切诡异的变化都预示着新的变化。王健林和他的万达，正走向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首富的代价

除了企业层面的变化，7月的那次出售也令王健林的个人身家瞬间下跌。在今天许家印与二马争夺首富宝座的档口，老首富王健林个人财富如今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仅排名第四。

对于福布斯中国首富的宝座，许家印不是后来者，他在2009年恒大上市当天就已经当过首富。那也是王健林在自己过去六年多首富生涯中，唯一被超越的一次。

今天的首富许家印与王健林有很多类似之处，他们都非豪门子弟，所创立的公司也都已是行业甚至全球的巨头。但他们成长经历和彼此之间的处事方式却又截然不同。

1954年10月24日，王健林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父亲王义全是一位经历过长征，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的老红军。受父辈的影响，王健林于1970年入伍，直到1986年才从部队转业，期间还被送到陆军学院和辽宁大学深造。

这个时期，许家印还在河南舞阳的钢铁厂里上班，每天钻到钢板缝里研究流程。虽然同样出生革命家庭——许的父亲也是一位老红军。但许家印自幼丧母，从小由奶奶抚养长大。

与年少从军，获得组织培养，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政府工作的王健林不同。从农村走出来的许家印在成长时期吃尽了苦。也正因为如此，许家印对政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与王健林身上时刻传递的参与感不同，许家印看起来更低调。他更希望自己已政府认定的优秀企业家身份，出现在金砖国家论坛的报道之中，而并不喜欢人们高呼自己为首富。

而在这次转折之后，王健林也开始低调行事。王健林过去乐于发言，甚至经常自己写发言提纲。而面对近期的合作传言，他却未给出更多解释。

事实上，在交易落定的这段时间里，王健林正忙着一些更重要的事。一方面，他需要向地方政府解释自己曾经的许诺，在与融创富力达成交易不到10天，山东省委常委和副省长就前往考察了青岛东方影都项目——这个项目也包含在出售给融创的名单之中。

另一方面，他也在通过会见各种人物来传递“弦外之音”。从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到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省长唐仁健，从耐克全球市场总裁Elliot Hill，到小米董事长雷军，再到前香港特首董建华。

但事实上，在他被称作首富的年代里，这位企业家更热衷的，是扮演中国企业家代表的角色，出访、演讲、并购，向外界传递着自己的价值观。从哈佛到牛津，从会见国内高管，到会见国际政要，有时甚至让人难以分清他的角色——他关心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甚至于超过了他本该关心的商业本身。

这或许能够从某种层面上解释首富今天的落寞，这并非王健林的原因，而是这个头衔下的阴影。财富的堆积对普罗大众来说是一种猎奇心理，既想知道他有多少钱，也关心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不少成功的商人都奉行低调的原则，但当财富变成一种名声，没有多少人能逃过理所应当的心理膨胀。

从早年的牟其中、黄光裕，到今天的马云、王健林、许家印。首富们在享受声望的同时也都付出了各自代价。没谁例外。

不过，王健林执掌着的，仍是一家每年缴纳400亿元税收的巨型企业。首富的头衔对个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对见惯大风大浪的他来说，如何安稳度过这个拐点，是他目前最在意的事。